曾国藩故居离我家直线距离还不到25km，可我不仅从没拜访过，甚至到上个月为止我对曾国藩的了解仍只限于名字而已。
用了一个月时间读完《曾国藩》后，我对这位先辈有了初步的了解，受益匪浅。
曾国藩并非天资聪颖，年轻时也算愤青一枚，愤世嫉俗，所以在官场虽然步步高升，但处处被排挤。但而立之年过后，他开始遵循黄老之术，用圆滑包裹棱角，人际关系得到了润滑。但与此同时，他仍坚持用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每天写日记三省其身。
事情总是具有两面性，孔孟之道要求忠君，他终用一生忠于晚清，最终因天津教案被世人骂为卖国贼、“愚忠”。
他们是摩门教的虔诚信徒，父亲的偏执，母亲的顺从，Shawn的暴力，给了她一个戏剧性的童年。
父亲偏执地认为政府要迫害他们，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，拒绝学校和医院。所以她没上过中小学而是在家学习，从小就和破铜烂铁打交道；她的家人即便是烈火烧伤、高空坠落、交通事故也不会被送去医院。
终于，在Tyler的鼓励下，她考进了BYU，走出了大山，踏入了剑桥和哈佛，发现了一个新世界。现实与她曾接受的家庭教育发生了剧烈的冲突。大学教育使她得以从更高的眼界来审视自己的家庭和信仰，终于，她突破了原生家庭的束缚。
You could call this selfhood many things. Transformation. Metamorphosis. Falsity. Betrayal. I call it an education.
建党九十九周年之际，开始读傅高义的《邓小平时代》，深入了解这位伟人为党为国鞠躬尽瘁的一生。
邓小平从不自视为“天子”，他只想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凡人，是“中国人民的儿子”。
邓小平时代：1978-1989。与毛泽东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公共建筑里基本不摆放邓小平塑像，人们家中也几乎见不到悬挂他的画像。很少有歌颂他成就的歌曲和戏剧。他也从未担任过党的主席或总理。学生们虽然学习邓小平理论，也会引用他的名句，但并不需要花时间背诵他的语录。
邓小平时代开始时，他面对的是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，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，骄狂的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，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，城乡社会保守的社会主义结构，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，以及因一些人依然贫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。
当然，他全面接手中国转型的工作时，也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：由毛泽东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运转的全国性的政党和政府；很多经验丰富且赞同深刻变革的老干部；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，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、技术和管理，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。
他具备权威、经验、战略意识、自信心、人脉关系和政治判断力，这些特质使他成功引领中国的转型。
他无意讨好洋人。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，把他们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，直奔主题，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坚决抵制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外来压力。
他鼓励尝试，积极推进改革。不争论，先尝试，见效之后再推广。
他积极推动科技教育，鼓励出国留学，提高中国科技水平，反对“两个凡是”，坚持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。
他指出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，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。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，而是共同富裕。应付西方的制裁和指责，应该冷静观察、稳住阵脚、沉着应付，埋头实干，做好我们自己的事。
书中总结的邓小平的治国之术：言行要有权威性，捍卫党的地位，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，牢牢掌握军队，得到群众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，规避罪责，根据长远目标做出短期决策，采用有助于实现长远目标的政策，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，做事果敢，推进、巩固、再推进，加强团结、减少分歧，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，通过试验避开保守派的抵制，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，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，避免派系、选拔能干的官员，研究和营造“气氛”。
经过几场大雨的洗礼，今早的天空呈现出一种少见的天蓝，配合纯净的白云和随处可见的鲜绿，恍惚回到了9年前的阿拉巴马，盛夏时的阿拉巴马。
阿拉巴马的机场地服大多是壮实的黑小伙，空姐是体围超大的黑大姐，餐厅的服务人员也是满脸灿烂的黑姑娘。不过，学校里面黑人比例就小多了。
To Kill a Mocking Bird，故事就发生在80多年前的阿拉巴马。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，也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。
黑人有自己的教堂，教堂里没有华丽的装饰，没有人手一册的赞美诗，凑不足捐款不让出门。
黑人被白人欺负后首先想到的是逃跑，以免被判有罪。因为，即便你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无罪，陪审团也会因为种种顾虑而投出有罪票。
半个世纪以前，马丁·路德·金大声呼唤：I Have a Dream！
现在，全美国都在咆哮：Black Lives Matter！
历史惊人地相似。
读了《乌合之众》的两份译本之后，深感对于外文著作，能读原著就尽量读原著；如果因为语言水平或时间问题而选择译本的话，一定要关注一下译者的水平。董强和刘旭东两位译者的翻译作品差距太大。读刘旭东的译本，经常如入仙境、不明就里；回头再对比董强的译本，才觉柳暗花明、豁然开朗。
文明一直都是少数精英贵族而非大众创造和引领的，大众的力量只是摧毁。
群体在智力上一般比组成它的个体更低。一群卓越但专业不同的人组成的群体为了共同利益而做出的决定，跟一群傻瓜聚集在一起做出的决定相比，不见得有多么优越。
在一个群体中，一切情感，一切行为，都是具有传染力的，以至于个体轻易就可以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。这是一种与他的本性相违背的能力。只有集体，才能拥有伟大的忠诚与无私的行为。很多群体为了他们根本不懂的信仰和思想而壮烈牺牲。
群体具有很多与生物演变程度不高的生物相似的特征，譬如冲动、易怒、缺乏理性、缺乏批判精神、情感夸张等。
让大众作为信仰的见证者本来就是行不通的。纵观事实，众多目击者一致达成的观点都被视为最蹩脚的证据之一。
掌握了震撼群体想象力之道，便掌握了统治之道。
善于用词、善于换词，是统治者的艺术之一。词语只拥有流动的、过渡性的意义，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，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，意义都会发生变化。
一位领导若只顺着自己的思路说而非顺着听众的思路说，那么他就不会有影响力。
个体聚集成群体，将失去意志，从而习惯于听从具有坚强意志的人。
领导主要通过他们的威望而非逻辑推理来产生影响。
领导者的才智往往有限，但正是这些才智有限的人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。
想向大众的头脑中灌输一些思想和信仰，领导者主要借助三种手段：断言、重复、传染。没有论证逻辑的简单纯粹的断言，是让一种观念渗透大众头脑的有效手段。不断重复的断言，将被认为是已被证明的真理而被接受。断言重复了足够多次被一致认可后就形成了舆论。
事件本身的核心内容固然重要，但通过一种震撼眼球的方式来进行报道的话，事件的教训才会让人铭记于心。
一个民族最坚不可摧的就是他们世代相传的思想。
各民族都用毫不宽容的心态捍卫他们的信念，从民族自己的角度来说，这是一种美德；但从哲学的角度确是非常值得批判的。
如果一个民族将它的传统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民族之土，不再为外界需要而发生改变，那它就会变得跟中国一样故步自封、抱残守缺。
追随一个理想，从野蛮走向文明；然后，一旦这个理想失去了它的力量，就开始败落、消亡——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历程。
Hosseini用充满诗意的文笔讲述了一个关于阿富汗的故事。用了40多个小时畅快读完，主要感悟有二：
一，珍惜和平时光。世事无常，一场战乱就能导致国破家亡，百姓背井离乡。生活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？只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。
In the end, the world always wins. That’s just the way of things.
After everything he’d built, planned, fought for, fretted over, dreamed of, this was the summation of his life: one disppointing son and two suitcases.
二，勇敢选择变好。Amir的父亲尽管没有公开承认错误，但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赎罪：扶贫济困，舍己救人；Amir为自己的懦弱和逃避而背负了二十多年的不安，最终战胜了自私，得到了救赎。
There is only one sin. And that is theft. Every other sin is a variation of theft. When you tell a lie, you steal someone’s right to the truth.
A boy who won’t stand up for himself becomes a man who can’t stand up to anything.
There is a way to be good again.